2018年12月29日，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中苏关系高层论坛暨苏丹问题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中国亚非学会、中国中东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西北政法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扬州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国内涉非、涉苏企业及其它机构的代表们，就苏丹当前局势、苏丹国别研究以及更为广泛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包括2名苏丹籍学者在内的31位代表发表了主旨或主题演讲。澎湃新闻、江苏扬子晚报等媒体关注并报道了这次研讨会。

（详见：http://news.sina.com.cn/o/2018-12-29/doc-ihqfskcn2421480.s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95644 ）

    非洲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安山，中国前驻厄立特里亚和卢旺达大使、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舒展，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韩志斌教授，中国亚非学会秘书长、《西亚非洲》编辑部副主任詹世明，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执行秘书长、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张振克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卢凌宇教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王猛教授，连云港非洲艺博馆馆长、新丝路艺术馆馆长王少波等外交官和中东、非洲研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和研讨会，与会嘉宾还有扬州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秦兴方、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秦旭、海外教育学院院长郭丽等。

    扬州大学副校长、苏丹研究中心主任俞洪亮教授和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苏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金铨教授先后主持了“中苏关系高层论坛”，苏丹研究中心特聘学术顾问姜恒昆及舒展、王猛和詹世明分别主持了“苏丹问题学术研讨会”四个议题的发言和讨论，韩志斌和刘中民为研讨会做了大会总结。

（一）上半段：开幕式、中苏关系高层论坛

    扬州大学副校长、苏丹研究中心主任俞洪亮教授在开幕式欢迎辞中介绍了扬州大学的苏丹研究历程和发展规划。从20世纪70年代起，扬州大学便开始开展对非教育科研援助。2010年，扬州大学成为教育部“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合作单位。2012年，以外国语学院为依托的“苏丹研究中心”成立。2017年，中心获批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2018年，中心引进全职研究人员4名，与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法语系、英语系以及学校其他院系研究人员组成核心研究团队。中心目前拥有专职研究人员17名，其中苏丹籍研究人员2名，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实体性苏丹研究机构。

    苏丹研究中心依托外国语学院的多语种外语优势和来自国别与区域研究、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新鲜血液，努力培养符合新时代需要的“区域通”、“国别通”、“领域通”。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心以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英语、法语等本科专业为基础，以相关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点为支撑，以中苏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为手段，形成了本硕博三层次连续的人才培养体系。自2019年起，中心开始招收区域与国别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俞洪亮副校长表示，苏丹研究中心的建设目标，是以苏丹研究为基础，逐步拓展至对北非乃至中东的研究。苏丹研究中心将依托扬州大学深厚的文科底蕴和学科的综合优势，致力于成为科学和人文交融的人文社会学科新平台，致力于打造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为一体的研究机构。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与会专家、学者及各届人士奉献真知灼见并一如既往地给予大力支持。

    俞洪亮副校长表示，苏丹研究中心的发展凝聚着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连续几任领导的努力，他们有想法，有思路。此外，中心的发展还得到了学校领导和人文社科处、国际交流合作处、海外教育学院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中国亚非学会、中国中东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和国内兄弟院校众多专家和学者的关系和支持。

    在开幕式之后的“中苏关系高层论坛”上，李安山、舒展、刘中民、韩志斌、詹世明等国内著名外交官和学者，先后就苏丹民族研究、东非之角局势、中东区域与国别研究、中东部落研究以及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做了主旨发言。

1. 苏丹民族问题与中国的非洲民族研究现状：分析与思考

    李安山（北京大学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

    著名非洲问题专家李安山教授发表了题为“苏丹民族问题与中国的非洲民族研究现状：分析与思考”的演讲，他指出苏丹民族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国内的相关研究严重缺乏，甚至在中国外交部对于苏丹基本国情的介绍中，也只谈到人口构成而未涉及民族构成。李安山教授在简要介绍苏丹民族构成及民族问题的由来与演变的基础上，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揭示了各种民族问题背后的思想认识根源，即东西方都普遍存在的“我族中心主义”。

    李安山教授提出了非洲民族研究在中国缺失的原因。一方面，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起源与殖民主义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非洲民族研究蓬勃发展与研究者个人的禀赋尤其是社会的客观需要密不可分。殖民主义盛行的19世纪正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体制成型的世纪，主要得益于古代理性的探讨精神和17-18世纪科学理想传播的社会环境，以及19世纪出现的实证科学、博爱精神和进化观点为社会科学的形成提供的思想基础。然而，新学科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殖民主义的扩张和现实政治的需要。

    李安山教授还概括了中国学者对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新贡献。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境界和李亦园先生倡导的“三层次均衡和谐”（自然系统与“天”、个人系统与人、人际关系与社会）观念，是他们在人类学更高层次上的理论升华，其学术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赋予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以新生命。就非洲民族研究对于缔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而言，李安山教授指出人类文化是丰富多彩的；非洲民族的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民族研究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需要和必经之路；但值得警惕的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破坏自然，伤害那些世世代代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民族；而非洲作为人类的最后一块绿洲，其民族的生存状况与发展紧密相连。

2. 东非之角形势

    舒展（中国前驻厄立特里亚和卢旺达大使、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

    舒展大使发表了题为“东非之角形势”的主旨报告，并重点解释了该地区近年来尤其是近期的重大局势变化：也门战争、媾和及红海港口之争。舒展大使认为，过去几年非洲之角成为中东诸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战场，不同的集团为了自身利益与非洲之角诸国接触交往。对于这些非洲之角的国家来说，问题在于他们能否用好这些关系。一些国家确实抓住机遇为各自的港口建设争取到了巨额投资，但他们的弱势地位又意味着不得不选边站队。

    舒展大使还认为，由于也门战争以及海湾国家内部竞争加剧，深刻的地缘政治变化正在重新唤起中东国家对非洲之角的兴趣。阿拉伯轴心（由沙特和阿联酋牵头，包括埃及和巴林）、伊朗轴心、卡塔尔—土耳其轴心三个主要区域集团都在争夺对非洲之角的影响，美、日等域外大国也正在加强在非洲之角的存在。地区强国和世界大国都在非洲之角争相建立海军基地。不过，非洲国家也积极把握时机争取自身利益，苏丹、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包括其中的索马里兰和邦特兰）都不例外。中东强国在非洲之角玩传统地缘政治游戏和安全游戏，削弱或取代非洲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全体系，并危及当地脆弱的稳定趋势。沿岸国家、地区国家和国际势力对红海港口的竞争，将决定此间的政治联盟及敌友关系，导致非洲之角可能出现更大的不确定性。

    在区域与国别研究方面，舒展大使认为，相对而言，英法重视国别研究，而美国则重视区域研究。舒展大使认为，国别研究固然重要，但区域研究也很重要，尽管在事态的发展变化当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国家内部的因素，但外因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从事国别研究需要重视对于更为广泛的区域的研究，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应当致力于培养苏丹研究方面的通才和专才。

3. 关于加强中东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几点思考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阿拉伯世界研究》主编、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 

    刘中民教授做了题为“关于加强中东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几点思考”的演讲。刘中民教授提出，就中东问题的理论研究而言，需要运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中东政治、经济、安全、民族、宗教等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创新方式包括用中东的案例构建理论，或者用已有的社会科学理论较好地解释中东问题。在中东的国别研究方面，需要对中东国家尤其是地区支点国家以及中小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问题进行研究。目前对中东国家的政治体制、政党政治、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外交决策机制和国家安全机制、对中小国家的综合研究、社会问题、发展问题、法律等问题的研究还相对不足。

    刘中民教授认为，中东国际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中东地区格局、中东区域与次区域组织、传统与新兴热点问题、中东国家对外关系、国际体系转型与中东、大国中东外交、国际组织与中东等议题。目前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在核心概念、研究议题、研究方法、话语体系方面缺乏与主流国际关系研究的有效对接，以及过于关注热点问题的动态研究，缺乏对一些中长期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关于中国与中东关系研究，主要议题有中国与中东关系史、中国与中东热点问题、中国的中东战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双边关系、“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东等。在这一方面存在的较大问题包括学理性研究不足、问题意识不强、政策研究和战略研究相对缺乏、学术研究滞后于外交实践等问题，尤其是未能充分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战略、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最新成果，未能充分反映中国中东外交的最新发展。

    最后，刘中民教授认为，从事苏丹国别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苏丹在非洲、阿拉伯世界的分量、体量、影响力都不小，但我们迄今对苏丹的全面研究很少。苏丹研究中心要注意培育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学术和思想生态；既要有政策研究，也要有中长期研究，做到有理论深度和文化传承。

 4. 中东部落的类型与影响

    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韩志斌教授做了题为“中东部落的类型与影响”的主旨演讲。在研究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的过程中，韩志斌教授发现部落是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有所提及但语焉不详的难题，但部落问题是推动阿拉伯变局产生、发展与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的利比亚乱局是部落武装混战的结果，也门的胡塞武装也是从部落起义发展起来的，“伊斯兰国”也与部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韩志斌教授提出，与一般认为的“部落”是野蛮的氏族社会组织不同，部落在中东只是家族的扩大的形式，它不仅是普遍的社会组织，而且是社会地位和荣誉的来源。

    韩志斌教授将中东的部落社会分为等级制部落社会和平等性部落社会两大类型。在以波斯、突厥蒙古人为主的等级制部落社会中，部落的起源往往追溯到往圣前贤、谱系关系相对松散，部落的联合是政治性的，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社会组织结构；部落首领是绝对的统治者，具有世袭权；部落内部秩序井然，矛盾较少，容易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通过征服建立帝国。在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平等性部落社会中，部落构建了完整的谱系结构，整个部落社会有同一始祖，血缘谱系关系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部落之间普遍存在平等的经济关系，部落成员追求社会平等；家族首领对家族成员具有绝对支配权力，但是部落首领的权力有限，其职责主要是调解部落内部矛盾；部落社会缺乏公共权威；部落的凝聚力局限在宗族关系层面，超出了这个界限凝聚力就急剧下降；部落社会遇到外部威胁时会进行短暂的合作。正因为平等性，此类部落社会很少形成大的帝国。

    韩志斌教授的结论是，部落社会不是孤立的，存在着与所在国家的互动关系，而且部落社会本身是文明社会的一部分。他认为，如何应对部落问题的挑战是中东局势走向的关键因素，伊朗国家治理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等级化的部落社会和集权化的政权具有一致性；平等性部落社会具有自治传统，与集权化国家存在结构性矛盾，这些国家的集权政权往往以倒台告终。

5. 从智库研究的角度看非洲国别研究的紧迫性

    詹世明（中国亚非学会秘书长、《西亚非洲》编辑部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詹世明发表了题为“从智库研究的角度看非洲国别研究的紧迫性”的演讲，并着重分析中国非洲研究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他认为，就国内非洲研究现状而言，近年来国内非洲研究机构的发展有目共睹，中非关系的迅速发展、国家和社会对非洲的持续关注使得非洲研究的条件大为改善。据不完全统计，国内以“非洲研究”或者非洲某区域国别研究为名的机构达到30余家。但是，智库研究和学术研究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的差别。没有雄厚的学术研究积淀作为基础，智库研究也就无法很好地发挥其咨政和启智功能。

    詹世明副主任认为，当前我国加强非洲国别问题智库研究的紧迫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内非洲智库研究的水平亟需提高。中国的非洲研究智库中专事非洲区域或者国别研究的少，且普遍存在专职人员少，研究基础薄弱的特点；二是中国在非利益的拓展和加深使得非洲国别研究更具紧迫性。非洲目前已有一万多家中资企业，各类人员一百多万，投资和工程承包遍及非洲每个角落。西非小国塞拉利昂一个机场项目出现的反复，甚至成为西方国家诋毁中国对非政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证据”，可见加强对非洲各个国家的研究已是迫在眉睫；三是社会需求的增长凸显非洲国别研究的紧迫性。随着中非关系全面发展，国内普通民众、在非投资企业、新闻媒体等部门对非洲相关知识的需求持续增长，但与非洲有关知识的生产和积累却远不够充分，非洲研究智库还需要面对很多艰巨任务。

    詹世明副主任提出，由于国家和社会上一系列评价体系的影响，当前非洲研究学者的生存环境在得到改善的同时也面临很多困难。一方面，智库从各种咨询和报送材料中获得的即时利益大于基础研究，使得一部分研究人员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为决策部门提供各种咨询报告和材料上，影响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长期来看这不利于非洲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一些学术研究平台（如学术期刊）因为非洲国别研究成果的影响因子较低而有意无意地提高刊发相关成果的门槛，使得这些成果被采用的几率降低。因此，从提升非洲国别研究的整体水平着眼，一方面需要改变一些不合理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需要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们看准方向，保持定力。

（二）下半段：苏丹问题学术研讨会

    在下午的苏丹问题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多个著名高校、研究机构的苏丹、中东及西亚非洲问题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就苏丹国家治理、苏丹经济、苏丹与外部世界、苏丹历史文化四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研讨会在两个分会场同步举行。

第一分会场：苏丹国家治理、苏丹经济

    第一分会场的讨论主题为苏丹国家治理和苏丹经济两个议题。鉴于苏丹当前局势正在发生急剧的、显著的和关键的变化，讨论会聚焦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议题一：苏丹国家治理

1. 论苏丹穆斯林兄弟会的政党化转型

    张璡（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

    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博士生张璡发表了题为“论苏丹穆斯林兄弟会的政党化转型”的演讲，分析了苏丹穆斯林兄弟会的缘起以及转型过程。穆斯林兄弟会起源于近代埃及，旨在复兴伊斯兰教，反对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对穆斯林社会的控制和渗透。由于其目标的宏大，该组织拒绝将自身定义为政党或任何传统类型的组织。苏丹穆兄会基本上沿袭了埃及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但保留了组织上的独立性。苏丹穆兄会的成员曾长期基本局限于学生，在政治进程中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为了扩大影响力，苏丹穆兄会中的部分成员主张联合其他认同其目标的社会团体，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政治组织。而另一部分成员则坚持从埃及继承来的组织方式，反对牺牲组织的紧密性来扩大成员规模。在1964-1965年苏丹军政府垮台后的过渡阶段，苏丹穆兄会乘机扩大自身影响力，排除组织内保守成员的反对，成立了成员范围更广泛的政治组织“伊斯兰宪章阵线”，完成了向政党的转型。

2. 论苏丹政治极化的历史及其原因

    巴达伟（清华大学中文系）

    苏丹喀土穆大学中文系讲师、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巴达伟发表了题为“论苏丹政治极化的历史及其原因”的演讲。巴达伟介绍和分析了苏丹政治生活中的“极化”现象，即苏丹在国家道路选择、国家间关系之间存在非左即右的倾向。在苏丹独立前夕，苏丹两大传统宗派政党乌玛党和民主联合党就为独立后是否与埃及合并发生激烈冲突，在造成这两大政党间对立的各种因素中，英国和埃及分别支持乌玛党和民主联合党是重要原因。尼迈里执政期间，苏丹的政治极化问题尤为突出。尼迈里政府最初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交好，禁止传统宗派政党的政治活动，同苏丹共产党结成联盟；但1970年之后开始镇压共产党，与传统政党和解，与苏联关系恶化，转而寻求美国的支持。巴希尔执政时期，苏丹的政治极化现象越发明显。在20世纪90年代，苏丹政府对内推行伊斯兰改革，对外输出伊斯兰主义，同西方关系恶化，向东方看齐。21世纪以来，苏丹政府开始采取务实主义内外政策，主动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巴达伟从苏丹本土的视角还原了上述历史场景，从宗教、教育等角度分析了造成苏丹政治极化的原因，并强调身份认同、道路选择等苏丹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概念。此外，巴达伟还从教育的角度分析了苏丹南北冲突问题，认为英国殖民时期分而治之的教育体系是苏丹独立后国民身份（认同）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为南苏丹的分裂埋下了祸根。

3. 苏丹贝贾部落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困境

    梁娟娟（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梁娟娟发表了题为“苏丹贝贾部落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困境”的演讲。梁娟娟梳理和归纳了贝贾部落的历史由来、职业特征、生活地域以及身份标识，指出苏丹在土埃共管、英埃共管以及独立之后等历史时期，不同的统治者给贝贾部落造成土地流失、赋税压榨、传统权威式微等多种消极影响；而在2006年《苏丹东部和平协定》签订后，占东部地区人口半数的贝贾部落陷入新的困境当中，由此产生了潜在的分裂意识。当今贝贾部落及苏丹东部的隐性问题是各时代的历史痼疾积累与边缘化政策延续的结果。

4.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与政府冲突的根源

    唐美美（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唐美美在其题为“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与政府冲突的根源”的报告中指出，作为苏丹国内最大武装反对力量之一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SPLM-N）与政府的冲突，其根源在于历史遗留问题和《全面和平协定》的失败。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土著居民的土地权利被剥夺和政治边缘化造成的强烈不满，是冲突的社会原因；而苏丹南北内战期间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分支和苏丹政府的长期对抗，则是冲突的历史根源。南苏丹分离后，《全面和平协定》（2005年）规定的大众磋商没有举行，苏丹政府要求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强制裁军，且不承认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的政治地位，这是双方冲突的直接原因。目前，苏丹政府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在是否先行解除武装上存在尖锐矛盾，双方的冲突短期内难以解决。

5. 苏丹重镇恩图曼的重要地位及其当代发展思考

    马新国（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马新国的演讲题为“苏丹重镇恩图曼的重要地位及其当代发展思考”，该报告基于我国和苏丹近几十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医疗等领域的合作和交流所取得的长足进步，以苏丹恩图曼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地位、经贸发展、教育改革、中苏两国关系纽带等方面，对恩图曼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地位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同时指出了其在当代的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马新国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丝路沿线的城市文化的研究还有待加强。重视对这些沿线城市历史文化素材的搜集和研究，加强对这些城市的区域文化地位的研究，细化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文化认知，有助于促进对多元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更好推动中国与对象国关系的稳健提升。

6. 喀土穆城市化发展探析

    郭晓莹（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

    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郭晓莹博士做了题为“喀土穆城市化发展探析”的报告。郭晓莹认为，喀土穆城市的建立可追溯至公元540年，其发展经历了早期启动、殖民时期缓慢发展、民族独立后快速发展等阶段。喀土穆城市化发展归于多个因素，包括自然环境、人口和社会文化、经济政策、发展规划、民族冲突和移民等。同时，喀土穆城市化发展也面临着城市乡村化、城市病、发展不均衡等挑战。喀土穆政府应从重视城区规划建设、推进工业化战略、发展中心城市、发展农村、发展教育等方面来应对挑战，实现喀土穆城市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议题二：苏丹经济

1. 国际能源体系转型背景下的中苏能源合作

    王雪婷（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雪婷博士的演讲题目为“国际能源体系转型背景下的中苏能源合作”。王雪婷指出，国际能源体系目前正在经历转型：新兴行为体数量逐步扩大，影响力亦逐步上升；体系中的权力更加分散；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更为复杂。中苏能源合作已经走过二十多个春秋，中方帮助苏丹建成了完整的石油工业产业链，成为能源合作的典范。为了应对能源体系转型，中方应该努力促成苏丹与南苏丹的能源合作，积极与其他国家企业合作参与苏丹能源勘探开发；扩大能源合作内容，尝试合作开发天然气资源；与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协作，解决能源项目投资的融资难题。

2. 美国制裁苏丹问题探究

    孔令佩（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孔令佩做了题为“美国制裁苏丹问题研究”的报告，分析了美国对苏丹制裁的原因、制裁的阶段划分、部分制裁的解除及其原因、不完全解除制裁及其影响等多个方面内容。苏丹自1997年以来就受到美国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经历了克林顿政府的启动阶段、布什政府的强化阶段和奥巴马政府的调整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深受影响。为解除长达20年的制裁枷锁，苏丹政府不遗余力的通过加强反恐合作、参加解决南苏丹冲突等方式，谋求与美国改善关系。美苏两国就解除制裁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解除制裁却一波三折。目前，苏丹仍被美国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继续遭受美方武器禁运、取消经济援助及其他金融限制措施，针对涉达尔富尔冲突部分人员的定向制裁措施也没有取消。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仍继续受制于苏丹的政治走向、美国的对苏政策考量及美国内舆情走向等因素的影响。

3. 苏丹经济危机中的美国因素

    古  萍（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

    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古萍博士的演讲题为“苏丹经济危机中的美国因素”。古萍认为，通过追溯从20世纪50年代至2017年美国宣布解除对苏经济制裁期间两国关系的曲折发展历程，发现苏丹当前的经济社会危机尽管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但其中美国的因素不容忽视。苏丹国家积贫积弱的发展现状、有待验证的应对举措以及影响美苏关系变动的诸多不利因素，预示着苏丹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前景并不明朗。

4. 苏丹外债问题研究

    毕瑞丹（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

    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毕瑞丹做了题为“苏丹外债问题研究”的演讲。苏丹外债问题由来已久，尼迈里时期为发展经济大规模举债产生了外债问题，苏丹南北内战期间大量战争支出进一步加剧了外债总量。在石油经济繁荣时期，苏丹的外债规模一度有所缩小，但南苏丹独立造成的财政收入锐减使得苏丹政府不得不再次大举外债。苏丹外债的特点是：外债总额有增无减；外债负担重，经济发展对外债依赖程度高；债权主体多样化。而影响其发展趋势的基本问题包括：各项基础设施建设花销较大；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不容乐观；美国没有完全解除对苏丹的制裁，影响苏丹获得债务减免。

5. 苏丹务实外交：目标、实践及成效

    王  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王新做了题为“苏丹务实外交：目标、实践及成效”的报告，梳理了苏丹近年来的务实外交，并分析了此务实外交对苏丹经济的作用。2011年苏丹南方的独立对苏丹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苏丹开始进行经济转型以扭转经济下滑的局面，同时通过务实外交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具体表现为，积极改善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广泛发展与亚洲和欧洲国家的合作关系，积极发展与沙特等海湾国家的经济合作，加强同邻国经济合作。苏丹的务实外交政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获得海湾国家大量经济援助，同俄罗斯、土耳其、白俄罗斯等国家经贸合作得到提升，更促成了美国在2017年解除对苏丹的经济制裁。

6. 苏丹当前抗议活动及其可能走向

    姜恒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人员、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特聘学术顾问姜恒昆在苏丹问题研究方面有多年的开拓和丰富的积累。他认为，当前抗议事件的深层背景，是2011年南苏丹独立对苏丹经济的冲击。南苏丹分离后，苏丹政府持续推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倡导的改革措施，以提振国民经济并确保获得持续的国际援助，但收效不大。近两年，苏丹政府的财政收入持续减少，通货膨胀率快速上升，货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燃油和食品严重短缺，生活成本普遍上升。2018年12月中旬以来，民众因经济危机积聚的不满导致多个城市爆发抗议，且示威活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不断上升。

    姜恒昆认为，导致民众抗议的直接原因，是苏丹经济持续低迷造成的生活成本提高。此外，部分反对党和民众对巴希尔总统长期执政的不满、苏丹的“街头政治”传统、全球性民众抗议潮流、外部敌对势力的暗中破坏等因素，也对示威活动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姜恒昆认为，苏丹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大规模的罢工，紧张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当然，一些阿拉伯、伊斯兰大国及苏丹的邻国，甚至深受难民之累的欧洲国家，都可能会支持巴希尔政府渡过危机。更为关键的是，军队已公开表态支持巴希尔总统。苏丹政府能否成功化解此次危机，取决于：一、政府能否采取有效措施平抑物价，缓解民众不满；二、各地抗议活动会否走向联合。

（三）下半段：苏丹问题学术研讨会

    在下午的苏丹问题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多个高校、研究机构的苏丹、中东及西亚非洲问题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就苏丹国家治理、苏丹经济、苏丹与外部世界、苏丹历史文化四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研讨会在两个分会场同步举行。这里分享的是对第二分会场研讨会内容、对两个分会场的总结性点评以及闭幕式的综述。

第二分会场：苏丹与外部世界、苏丹历史文化

    第二分会场的研讨主题包括苏丹与外部世界、苏丹历史与文化两个议题，体现出了苏丹国别研究主题的丰富多样性。在集体研讨结束之后，中苏专家和学者就苏丹当前局势进行了自由的探讨以及生动活泼的互动。

议题三：苏丹与外部世界

1. 埃塞复兴大坝建设及其影响

    张振克（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执行秘书长）

    张振克教授发表了题为“ 埃塞复兴大坝建设及其影响”的演讲。张振克教授指出，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是国际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也是埃塞俄比亚、埃及、苏丹三国政府和民众关注的重大工程，涉及到大坝建设对下游的影响以及尼罗河水资源再分配等国际水资源政治问题。报告对复兴大坝建设的现状和上述三国就复兴大坝建设进行的沟通与合作进行了扼要的分析。总体上看，伴随复兴大坝建设接近尾声，国际社会对复兴大坝的反对声音趋于减缓，埃及国内对复兴大坝的反对还有一定的影响，但在复兴大坝建设进程中，由于三国专家与包含国际大坝环境影响专家在内的专家组积极沟通，三国政府层面的有效合作，对分享尼罗河水资源达成共识，复兴大坝的争论趋于消沉。从苏丹方面来看，复兴大坝建设对减缓大坝下游苏丹境内大坝淤积有积极贡献，不过大坝建成后对苏丹和埃及潜在的环境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2. 非洲三十年战争根源探析

    柴庆友（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柴庆友在其题为“非洲三十年战争根源探析”的报告中指出，“非洲三十年战争”（1963-1993年）肇始于乍得内部的权力之争，苏丹、利比亚等国先后卷入其中，期间掺杂着民族、领土、政治、宗教等复杂因素，是非洲历史上一场惨痛的灾难。战争不仅加剧了民族仇恨，也使大量的武器流入民间，给区域安全与稳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柴庆友认为，宗教与民族问题不但是冲突的直接动因，也是非洲国家独立后所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在这一问题的背后，既有文明冲突的背景，也有殖民统治的遗毒。“非洲三十年战争”的历史再一次表明，非洲国家所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困落后，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处理好民族国家构建问题。

3. 贝贾人在东非国际关系中的角色

    付海娜（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

    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付海娜博士做了题为“贝贾人在东非国际关系中的角色”的发言。付海娜认为，苏丹独立前，贝贾人基本延续了传统游牧生活，但殖民时期本土经济已经被纳入东非乃至地区经济大格局中。独立后，贝贾人的游牧空间继续遭到挤压，成为东非具有跨界民族特征的国际冲突样式。21世纪，贝贾人成为东非国家谋求改善邻国关系的杠杆。2006年《东部苏丹和平协议（ESPA）》签署后，贝贾人成为苏丹政府平衡东部地区势力的牺牲品。而当前，贝贾人期待东非国际关系转向，以便借力扭转被边缘化的局势。

4. 苏丹与南苏丹关系演变及前景展望

    周  军（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

    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周军博士发表了题为“苏丹与南苏丹关系演变及前景展望”的发言，指出苏丹和南苏丹互为最重要邻国，两国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从2011年南苏丹独立至2013年底南苏丹内战爆发，是从冲突到缓和的阶段。双方曾因2012年初南苏丹石油停产及随后的哈季利季武装冲突而尖锐对立，但在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下被迫重启谈判，并于2012年9月签署一系列迄今未被落实的协议。2013年4月南苏丹正式恢复石油生产并经苏丹的输油管道出口，两国关系出现缓和。南苏丹内战爆发以来，是从猜疑到合作的阶段。南苏丹内战爆发后，苏丹是否会支持南苏丹的反政府武装备受关注，不过苏丹政府总体上保持了中立，巴希尔总统促成了南苏丹冲突各方在2018年9月达成和平协议。同样，南苏丹总统基尔也在2018年下半年开始推动苏丹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和谈。尽管目前两国关系有所好转，但边界纠纷难以解决、石油合作不稳定、反政府武装问题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上述问题相互交织，加上两国国内政局不稳，进一步增加了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

5. 中医针灸在援苏丹医疗中的作用

    石志宏（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

    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石志宏博士发表了题为“中医针灸在援苏丹医疗中的作用”的演讲，演讲首先概述了中国援苏丹医疗队的整体发展情况，然后集中关注医疗队中的中医针灸在苏丹民众及上层人士中的影响力，以及其对中苏两国实现“民心相通”的作用，最后对中医药在苏丹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所面临的障碍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石志宏提出了针灸在海外推广存在的主要问题：，针灸受到受援国草根乃至最高层的普遍欢迎，但中药被禁入，这牵涉到中药的现代化问题，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协调发展来实现突破；在民众普遍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医针灸大规模推广和发展所面临的人才匮乏问题，其中国内针灸师的待遇普遍偏低是阻碍人才培养和吸纳的主要瓶颈之一。

6. 南苏丹难民问题的由来、发展及现状

    赵迎节（哥本哈根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赵迎节在题为“南苏丹难民问题的由来、发展及现状”的发言中指出，在苏丹南北冲突和南苏丹脆弱的国家治理环境下，产生了近250万南苏丹难民，主要分布在乌干达、苏丹、埃塞俄比亚等邻国，乌干达、苏丹以及包括中国民间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以各种形式援助南苏丹难民。通过对不同援助形式的考察，赵迎节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应给予民间力量一定的支持，与民间力量一道，为难民更好地融入乌干达当地社区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7. 对中苏关系的几点思考

    安瓦尔（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

    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苏丹籍研究人员安瓦尔（Anwar Yousif Mohammad）演讲题目为“对中苏关系的几点思考”。安瓦尔梳理了中国与苏丹关系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开端与发展，然后描述了中国在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等不同发展领域对苏丹的援助与帮助，同时认为“一带一路”对于苏丹来说是一个可资利用的宝贵机会。安瓦尔总结指出，在经济、政治、外交以及其它不同领域，中苏关系无论在草根阶层还是上层建筑层面都被认为是一个极好的关系样本，同时有益于两个国家；这一关系未来有望带来更多的互惠。安瓦尔最后指出，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的建立，通过举行研讨会、科研人员互访、开展联合研究等方式，可以极大促进两国相互了解和交流。

8. 一带一路框架下冲突之破解

    田德新（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研究员）

    田德新教授发表了题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冲突之破解”的演讲，对以美国、欧洲和印度为代表的世界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消极回应和冲突，进行了梳理、归类和分析并提出破解冲突的途径。田德新认为，首先，冲突是正常的文化碰撞，有利于文化间的交流和不同文明的进步。其次，各种消极回应可梳理为经济、安全和文化三个方面，当地、区域和全球三个层级，本质冲突和利益冲突两大类别。冲突的本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虽然自身不屑于该倡议当下关注的实体经济，但是他们还是要指手画脚。最后，中国一方面要有所作为，以“两元互补”思维与“关系中心”立场替代西方的“两元对立”思维与“主体中心”立场，以全新的中国文化范式来实现“一带一路”的“一个核心”、“三个共同体”和“五通”；另一方面，还应从学科上健全传播学所应有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危机传播以及技术传播等，运用我们擅长的“柔性传播模式”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传播。

议题四：苏丹历史文化

1. 南苏丹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

    王猛（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王猛教授发表了题为“南苏丹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的演讲，从外部因素回顾了南苏丹国家治理历程。王猛教授指出，在南苏丹1839年以来的国家建构和治理进程中，埃及、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外部因素。埃及打开了南苏丹通往世界之门，但其以掠夺为主要诉求的征服式治理给苏丹的南北交往留下了深刻仇恨和痛苦记忆，极大地制约了苏丹政府对南方问题的处理，最终导致苏丹南北分立。英国反对苏丹国内的奴隶贸易，在南苏丹传播基督教，其对南苏丹的间接统治和南北分治本质上是具体治理政策和南苏丹复杂国情逐步磨合的结果，有可行性和局限性。美国因素是推动南苏丹建国的重要外因，其介入受国内宗教和人权组织的强力推动，但在具体的参与过程中也显露出了各种局限性。独立后的南苏丹需要汲取埃及和英国当年治理南苏丹的经验和教训，有效地推动国家建构和社会治理进程。

2. 南苏丹国家建构的困境

    卢凌宇（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卢凌宇教授在题为“南苏丹国家建构的困境”的报告中指出，国家建设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增强财政汲取能力，二是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二者良性互动的结果是以税收、监督、信息、暴力等为核心的国家机器的成长。据此可以认为，南苏丹国家建设面临着汲取能力和供给能力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南苏丹的财政汲取能力受到如下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缺乏中央集权、垂直统治的政治传统、对石油收入和外来援助的依赖，以及非资源部门经济增长乏力。另一方面，南苏丹的公共物品供给能力遭到族群、部族和氏族政治、腐败和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等因素的削弱。汲取能力和公共物品供给能力相互削弱，形成国家建构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卢凌宇认为，南苏丹国家建构的困境归根结底是国家合法性危机的体现。南苏丹要走出这个困境，应该着眼于中长期的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通过教育培养南苏丹国家观念，以对国家的忠诚替代对族群、部族和氏族政治的依赖。这或许也是缺乏现代国家传统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构的必由之路。

3. 苏丹战后的文化遗产政策与认同建构

    马千里（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

    马千里博士发表了题为“苏丹战后的文化遗产政策与认同建构”的演讲，分别阐述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苏丹政府、苏丹国内的反对派和地方社区对于遗产的利用，重点剖析了南北苏丹文化遗产政策不同的侧重点及其历史根源。马千里认为，国际组织和苏丹政府的文化遗产政策提倡文化多样性，希望以此体现政府对少数族裔地位的承认，但反政府组织与一些地方社区往往将遗产用于政治化的目的，以此主张其政治权利。遗产的政治化利用成为苏丹内战结束以来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特征，也是苏丹社会不稳定的形成因素之一。

4. 16-19世纪土耳其帝国对苏丹征服考

    顾  坚（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

    顾坚博士的演讲题为“16-19世纪土耳其帝国对苏丹征服考”。顾坚指出，苏丹人的祖先本为世居尼罗河中上游两岸的努比亚人，曾在今天苏丹的北部地区建立璀璨的努比亚文明。演讲追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对苏丹的征服过程，分析了土耳其征服的动机，并且探究了土耳其帝国对苏丹征服的历史影响与意义。

5. 苏丹音乐浅探

    李湘云（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李湘云博士在题为“苏丹音乐浅探”的演讲中，首先简介了瓦扎等苏丹的一些独具特色的乐器，然后追溯了苏丹音乐的发展简史，探讨苏丹音乐与苏丹的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密切关系。李湘云指出，随着外来移民的流入，苏丹音乐具有音乐种类多样、多种音乐融合的特点。在本环节的演讲结束之后，李湘云应邀试放了苏丹的经典音乐作品，在现场的苏丹籍代表即兴应和表演，让与会者积累了对于苏丹音乐的感性体验。

6. 近年来苏丹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困境与对策

    叶慧云（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叶慧云做了题为“近年来苏丹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困境与对策”的报告。报告将苏丹高等教育发展分为基础发展阶段（1970年以前）、有限扩张阶段（1970-1989）和快速扩张阶段（1990至今）。发布《苏丹教育，行动评估与战略》为苏丹教育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大规模新建学校、公私立学校快速发展等极大推动了苏丹高等教育的发展。苏丹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也面临现实困境，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严重匮乏、人才培养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人才流失严重、成果不足等。为有效解决苏丹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苏丹教育部门需要制定合理的教育发展规划，立足本国的实际国情和社会形态培养人才，推行人才政策，提高学术成果水平。

7. 浅谈殖民时期以人类学研究为名义毁掉的努尔人

    王少波（非洲艺博馆馆长）

    王少波馆长做了题为“浅谈殖民时期以人类学研究为名义毁掉的努尔人”的演讲，通过追溯南苏丹早期殖民人类学者的行为，展示了殖民时期非洲本土文化被伤害和被扭曲的一些事实。王少波指出，殖民时代学者们的行为并不是简单客观地拍摄和观察，其实还对本土民众的生活及文化有所干预（就像本环节总结点评人刘中民教授后来形象地指出的那样，这些所谓的人类学家提供的其实是被“山寨”过的努尔人文化），他们在取得人类学成果的同时也给部族文化带来了干扰和误导。

总结性点评及闭幕式

    在两个分会场的讨论会结束之后，韩志斌教授和刘中民教授分别对各分会场的所有发言逐个进行了简明扼要的点评。他们认为此次研讨会既聚焦于苏丹当前的焦点问题，又对苏丹各个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体现了苏丹国别研究主题的丰富多样性，是对相关领域研究的一次成功的开拓，将为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提供了重要助力。他们祝愿苏丹研究中心未来在这些领域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在闭幕致辞中，苏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金铨教授向参加此次高层论坛和研讨会的所有嘉宾和与会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期待他们为苏丹问题研究以及苏丹研究中心的发展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期待在国别和区域研究领域与各界专家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将苏丹问题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